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我小的时候，皖南山区农民的基本吃穿、孩子上学等都有了保障，但物质还很匮乏。
老百姓讲究“宁穷一年，不穷一节”。老家的百姓也一样，不论穷富,过年时都要“奢侈”一下。于是，孩子们每年立冬一过，就数着日子盼过年了。
各家各户的过年准备，在精打细算、有条不紊中进行。孩子们都盼着落雪，雪花飘起，过年就近了；盼生产队早点车干鱼塘抓鱼、分鱼；盼着家里早点熬米花糖、炒红薯角、烫粉皮等，早点“福”年猪（过年讲究喜庆吉利，“杀”要说成“福”，杀鸡鸭鹅也一样，说“福”）；盼着做新衣服、纳新鞋子，压岁钱能比去年多一点……
南方过年的味道，进入腊月就渐浓了。过了腊月二十“招财节”，孩子们便开始扳手指头，有些急不可耐了。大年三十晚上是过年的高潮，天一擦黑，家里就四处点上罩子灯，祭过祖宗，端上佳肴，放起鞭炮，就关门闭户、一家人围桌而坐，团团圆圆、热气腾腾、欢欢喜喜吃年夜饭；尽情吃喝之后，桌子上再摆上瓜子、点心之类，一家人开始叙聊守岁；零时一到，家家户户比 “开门炮”谁放得早，爆竹声此起彼伏、响成一片。美中不足的是，往日跟在我脚边的大黄狗，早被鞭炮声吓得不知躲哪儿去了，几天不敢回来。
孩子们在过年和期待过年中，一年一年地长大。日子平静如水，过年夜的团圆饭总是一年中最兴奋最难忘的时刻。
1981年，我高中毕业考到河南省的一所学校上学，离开家的时候，爹爹扛着我的行李在前头走，我跟在后头，不经意一回头，看到母亲站在大门口抹眼泪，我的心里突然涌上了一种以往没有过的失落。
先是坐长途汽车，再转火车，心中那份失落随着车窗外景物的后退，变成了焦虑。到了学校，举目无亲、环境陌生，焦虑变成了孤独。颠簸了一路的我，身体很疲惫，却躺在学生床上睡不着，孤独又进化成了思念。
思念有如种子，一旦在心里安了家，就有了温床，就会在岁月里生根、发芽、长大。
毕业后，我分配到芜湖工作。每年过年前，父母总要来信问我，“什么时候放假到家？”后来，我成家了，兄弟姐妹们也四散开来，慢慢都有了自己的家、自己的孩子，一个大家变成了几个小家，父母依然会在每年过年前来信或来电话问我，“今年能回家过年吗?”
日子一年年过去，回家变成了回老家，“在哪儿过年？”成了纠结。兄弟姐妹总难以凑齐的大年三十团圆饭，父母每每念着谁谁没有回来……。岁月的沉淀，让年味显露了它的本真：中国人过年，其实最重要也最朴实的愿望，就是一家人一个不少地在一起吃个团圆饭。一顿年夜饭，不仅是一次“家味”的大餐，更是一场精神的盛宴，它让老一辈人感受到关爱子女的心血没有白费，而年轻人则有机会向父母表达感恩之情……
我现在还记得和父母家人一起“转天线”看春晚的欢笑；还记得1999年春晚，陈红演唱的《常回家看看》，唱哭了几亿中国人，勾起了无数儿女的思家情；还记得2008年春晚，王宝强、龙梅子唱的《有钱没钱，回家过年》，它道出了无数奔波在外的人们的共同心声；还记得始于2000年、延续了十几年，由几十万、高峰时达百万在广东打工人组成的“摩托大军”返乡过年的那些震撼人心的浩浩场景。
“过年”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的岁首祈岁祭祀。太初元年（公元前104年），汉武帝下诏推行太初历，明确规定正月初一为岁首，即“年”的开始，“过年”有了正式的法定。而“春节”一词的使用，则是在辛亥革命之后。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传承，过年堪称炎黄子孙合家团聚、共度新春的最深入人心的传统民俗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它不仅仅是欢欢喜喜过个年，而是将深厚传统文化和情感价值有效融合的载体。
时光走过四季，又是一年将尽。今年过年在哪里过、怎么过，又提上了中国人的日程。随着物质文化生活的日益丰富、情感交流方式的日益多样，许多人觉得现在的年味变淡了。我想，只要我们把握住欢欢喜喜过个年、年的至味是团圆这个内核，就能让古老的过年传统，在新的时代以新的方式和新的内容呈现出新的气象、绽放出新的光彩，成为代代相传、推陈出新、永不淡化的“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”。
（曹锦平）
